中美貿易斗爭是中美兩大國處在世界第一、第二大經濟體結構性矛盾表現形式之一，同時還表現在政治、軍事、外交、金融、科技、文化教育、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之間的激烈爭斗。

　　新中國走過70年的歷程，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偉大成果，從站起來到富起來，再開啟強起來的征程，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，2021年全國完成脫貧攻堅目標后，即將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，但因不平衡、不充分發展的特點，國家仍定位在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行列。但一些國人陶醉在巨大成就時，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，對高技術產品全面禁運(歐美一些發達國家也跟進)，打壓中國有成就有實力的企業，把數十家中國企業列入“黑名單”，全國為之一震。

　　再次看到我國技術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，還有很多軟肋受制于人，往往反面教育比正面教育更使人清醒，其中裝備制造業中的“短板”也暴露無遺，突出的體現為核心技術的載體，“三基(核心)”即基礎(核心)零部件，基礎(核心)工藝，基礎(核心)材料。

　　一、有什么證明呢?

　　近日，日本與韓國之間貿易爭端加劇，凸顯日本在半導體材料的科技優勢，日本僅用三種生產半導體材料：高純度氟化氫、光刻膠、氟聚酰亞胺進行出口管制，使韓國半導體公司幾乎停產。

　　據不久之前《日本經濟新聞》報道，華為手機1631種零部件中，來自日本的零部件多達869種，2018年，華為從日本進口零部件價值460億人民幣，占中日貿易額的5%。又如日本工業品出口中，耐用消費品比例不到20%，而主要出口高技術、高附加值的機械設備、零組件、原材料及中間產品成為“世界供應基地”，連美國很多(包括軍用)高端零組件、高端材料也要從日本進口。

　　不能只看到美日貿易斗爭的“廣場協議”，使日本經濟發展停滯20年，而在這20年中，日本制造業不斷“轉型升級”、“修煉內功”、向高技術、高端產品及高端零組件蛻變。盡管機電產品在新技術革命中迭代新產品出現的時間越來越短，但其內部的零部件、組件，如高精度軸承、高端高壓液壓件，電子元器件等是不變或變化很慢的。

　　筆者去年參觀學習中鐵工業某鄭州工廠，生產世界上最大的直徑超過16米的TBM(全端面巖石掘進機，重達一、兩千噸)，我爬上巨大的產品體內觀察，如西門子變頻伺服馬達驅動系統、奧地利雙水內冷發電系統(我國上世紀50年代已生產出來，現已停產)、德國力士樂高壓液壓系統、德國的離心機系統及瑞典SKF或德國FAG的高精度軸承等，其進口件約占成本60%左右。筆者還考察了南京某機床廠研制的五坐標聯動的珩齒機床，水平較高，但其數控系統、功能組件(如滾珠絲杠、滾動導軌)、珩輪、液壓氣動元器件、軸承等都是進口的，其成本約占到60%以上。

　　二、為什么眾多的“隱形冠軍”出現在德、日，以及瑞士等西方發達國家呢?

　　現在中國議論“隱形冠軍”的中小型制造企業非常熱鬧，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視，如工信部每年評定“單項冠軍”企業，并公布之。所謂“隱形者”，都處在產業鏈的上游，即“三基(核心)”。用戶僅注意整機產品的性能優劣與品牌，因為機械產品是由千百種零部件組成的，如果其中一種關鍵零部件的關鍵工序出了毛病，就可能使整機受到極大影響，甚至機毀人亡的慘劇。

　　因此，產品的競爭實際上是產業鏈的競爭，在某一定意義上就應該是“三基(核心)”競爭。“三基(核心)”企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業，很多是從家族或合伙人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而發展起來的，其特點為有穩定的接班人、有穩定的技術團隊、有一批穩定的、高技能的工匠、有嚴格的學徒制度等特點的中小型企業，這些機械產品與大多數消費類電子產品是不一樣的，需要長期經驗，特別是Know-how的積累。

　　很多Know-how在人們的腦子里與手藝上，其特點是：務實+傳承+創新。根據日本2015年統計，超過150年壽命的企業有21666家，再根據《智慧中國》2019年Z1期登載作者王洛高先生撰寫的“在德國，有837家壽命超過200年的企業”。這說明這些企業經過了工業1.0、工業2.0、工業3.0的市場機制優勝劣汰，屹立到現在，一定有獨特的經營觀念與體制機制，有獨特的技術上的“殺手锏”與Know-how，有獨特的比較優勢，因此這些企業在迎接工業4.0時代的到來，大多能適應全球技術經濟的變化而雄居產業鏈的高端。

　　這些企業的又一特點，是不盲目做大，而在新技術革命到來之時，更慎重地從技術經濟層面及比較優勢層面來思考，有目的選擇性地應用。其中，德國不少家族式企業轉變為由基金會領導的民營企業，如生產光柵及數控系統的Dr.Heidenheim公司，又如生產分析儀器的Sick公司。

　　筆者在十多年以前曾爬上大連旅順口黃渤海交界處的燈塔上，見到1892年西門子生產的電機(經過了多次大修)，還在運行(據說去德國西門子企業還可以找到其檔案)。所以西門子能活到現在成為大型的電力、電子企業就不足為奇。另外，筆者在德國學習時聽到很多故事，其中一個是在1929年世界金融危機時，著名光學儀器生產廠蔡司公司，與其他企業一樣，大量裁員，但一些著名的技師與工匠，很多是幾代手藝的傳承人，都保留了下來。這就是蔡司Know-how的傳承者，反思，我國70年來如何對待那些擁有精湛技能的人員呢?

　　筆者已是86歲耄耋之年，感觸更深，“山外有山”，“天外有天”，技不壓身，不要做“井底之蛙”只看見眼前利益，忘了人是第一生產力要素。

　　三、中國有沒有“明白”人?

　　搞“三基(核心)”原一機部(后改為機械部)就有很多明白人，新中國成立70年中前30年，蘇聯援建156項，其中相當多的項目與機械工業有關，如一汽、哈量、一重、哈爾濱三大動力、沈陽第一機床廠、沈陽風動工具、洛拖、洛軸、洛礦等，還有東德援建的二砂，西安儀表廠等骨干廠，并集中全國機械企業，奠定了機械工業較為完整的體系，各行業都成立了一批骨干的研究所(一類所)及企業中的研發中心(二類所)構成了完整的研發體系。

　　有了這樣的較為完整的制造體系，才有后來沈鴻老前輩率領重型行業的同仁們，研發成功萬噸水壓機，機械工業為軍工行業提供的九大設備，馬鞍山輪箍軋機、攀枝花成套冶金設備、電工行業研發成功的20萬KW及30萬KW火電發電機組、12.5萬KW及17萬KW葛洲壩水電站成套水力發電機組，機床工具行業通過“精密機床會戰”，研發成功高精度機床50—60種，“二汽會戰”提供一大批自動生產線及多種專用機床等。在這些建設實踐中深感“三基”(基礎零部件、基礎材料、基礎工藝)之重要，同時也深感“三基”不強，便是阻礙機械裝備工業發展與創新和提高質量的軟肋。

　　“基礎不牢，地動山搖”，在文革中1972年，周建南同志已出來工作，時任機械科學研究院院長，他組織一個團隊，從事機械工業“三基”研究，編制規劃并策劃如何部署進行攻關，為了加強領導，把“三基”團隊合并到一機部的科技司。改革開放后一機部及后來的機械部都把“三基”攻關作為重大項目，得到當時國家計委及國家經委的支持，并要求各省市機械廳局及各專業局有組織，有分工，上下聯動組織攻關，當時選擇了重要的“三基”100種，300個大項，1000多個小項進行攻關。攻關要經“三關”，第一關為樣品測試攻關(驗證結構及性能)，第二關為小批量試制攻關(驗證生產工藝)，第三關為成批及大批生產(驗證生產組織及上下游的供應鏈)并給予技改支持。

　　這次攻關長達15年，周建南部長功不可沒，由他倡導，由他親自組織。直到機械部機構改革變為機械委時就停止了，半途而廢，甚為可惜。后因市場經濟的沖擊及外國品牌及資金進入國內，原來“三基”企業大部分轉型、破產或被兼并了，同時也出現一批新的民營及三資企業。

　　1986年左右，筆者在天津，聽到時任天津市委書記倪志福同志(倪志福鉆頭發明者)講：天津要搞機械工業，必須把“三基”搞好，這是前人栽樹，后人乘涼的功德之舉，成績不在于我。多么可貴的品德啊，這是不是一種舉國體制呢?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，有沒有可借鑒的意義呢?新形勢下，舉國體制+市場機制到底是一種什么模式，還需要摸索!

　　進入新時代，2013年工信部發布《關于開展工業強基專項行動的通知》(工信部規〔2013〕70號)，正式啟動實施“工業強基專項行動”，目的在于提升關鍵基礎材料、核心基礎零部件(元器件)、先進基礎工藝和產業技術基礎發展水平。目前專項行動已連續實施7年，支持了幾百個項目，期間不斷優化和改進項目管理模式、財政資金方式，取得了階段性成果。

　　2018年科技部開始實施國家重點研發計劃“制造基礎技術與關鍵部件”重點專項，該專項的總體目標是：以高速精密重載智能軸承、高端液壓與密封件、高性能齒輪傳動及系統、先進傳感器、高端儀器儀表以及先進鑄造、清潔熱處理、表面工程、清潔切削等基礎工藝為重點，著力開展基礎前沿技術研究，突破一批行業共性關鍵技術，提升基礎保障能力。加強基礎數據庫、工業性驗證平臺、核心技術標準研究，為提升關鍵部件和基礎工藝的技術水平奠定堅實基礎。“實施重大短板裝備專項工程”寫入2018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，工信部負責組織實施。

　　四、“短板”怎樣克服?現在短期內還能補短嗎?

　　(一)我們與德、日差距在哪里?

　　1.首先是思想認識上。

　　我們受中國文化的思想影響很深，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也要兩分法，有精華部分，也有糟粕部分，要取精棄糟。有部分人似乎是什么都想“大”，這是一種摻雜著“虛榮性”的表現，什么大馬路、大市場、大高樓、大廠房、大開發區，大企業……，攤大餅式占據著不可再生的土地資源。瑞士是風景優美的多山國家，土地十分珍貴，平地、半山地利用率極高，很多精密機械儀器等居世界之最，照樣可以保持風景秀麗的風貌，人均GDP達到5萬美元左右，工廠都是四、五層的樓房。“唯大論英雄”，很多變為“虛胖子”。

　　2.民營企業家的富二代很多不愿接班。

　　在改革開放大潮中，涌現了一批民營企業家，很多是通過艱苦的創業，幾經優勝劣汰市場經濟的洗禮而站住了腳，企業有了一定的規模。在知識改變命運，學而優則仕的一些觀念的感召下，民營企業家第二代，大多有了高學歷，甚至很多有留學背景，他們感受到制造業的創業艱辛，在目前情況下，激烈的競爭，發展也實屬不易，這些富二代選擇了“不接班”，而從事更易獲得財富的金融、證券、銀行等非實體經濟類行業或虛擬經濟，導致一些制造業被出賣或解體。

　　3.政策引導不同。

　　政策上鼓勵“做大做強”，提倡所謂“多元化”，僅僅從營業額大小排序，衡量一個企業家的成就，而不是鼓勵做專、做精、做強。企業不一定都做大，只要能屹立于產業鏈的中高端就很好。最近中央提出企業要做強做精，再做大的口號，也許是開始扭轉這種錯誤的看法、做法。

　　4.媒體宣傳上，急功近利，對青年影響太大。

　　德、日的老百姓很少炒股、炒匯，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事業上，而中國呢?網上有一個段子，全世界最豪華的高檔汽車中國最多!愿這是一則諷刺吧!

　　5.中德兩國教育制度不同。

　　筆者早年在德國生活過一段時間，對此深有體會。他們采用雙軌制的教育模式，普通學校與職業學校同等重要，因為職業教育是工匠精神的基石。德國年輕人從初中畢業后就分流，一部分進入職業院校，培養出有理論，能動手，具有實踐能力的技工技師，有的可授予工程師稱號。第二部分學生進入普通高中，然后進入大學，畢業時可獲得文憑工程師稱號，兩者在工業企業拿的工資相差不多(因同樣年齡的青年，職業學校畢業早，工齡長)。筆者在國外研究生畢業回國后，在工廠工作時，工資不如當時廠里八級鉗工及技師，我認為這是合理的。現在中國的情況呢?已經有了很大變化。高技術與高技能人員是制造業長盛不衰的基礎。

　　6.中德兩國年輕人的價值觀不同。

　　德國青年18歲以后就要自立，而中國年輕人還要啃老，德國青年愿意接班的較多，父親也有意培養自己子女接班，一個“隱形冠軍”的企業需要幾代人的努力，才能站住腳，屹立于世界之林，這不是指規模，而指在產業鏈的位置。

　　7.德國經濟制度造就了具有高級技能的工匠環境。

　　德國的經濟制度(薪金、社保、稅收等)、社會環境，能造就一批隱形冠軍，長盛不衰，還需要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來研究社會環境對企業的影響，目前中國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期，劇烈的社會變革使不少企業有一種不穩定甚至不安全的感覺，不知我感覺對否?

　　(二)短期內能解決“短板”嗎?

　　不從觀念及體制、機制上轉變，就比較困難。“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”，人是“創新”補“短板”的關鍵。很多人在講“投入不夠”，這也有道理，上世紀80年代機械部15年“三基(核心)”攻關，半途而廢，甚為可惜!雖然開始時尚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，但進展是有目共睹的，這也算是一種舉國體制吧!值得總結，不知道現在問題出在哪里?

　　“創新”不是研發一臺樣品、做一臺樣機，而要實現產業化，要變成商品，產生經濟效益，為用戶及社會創造價值。“產業化”比研發更困難，社會上流行一種說法，“二八定律”或“一九定律”：即研發的成果，只有10%到20%能產業化，有的甚至更少，其他就丟棄了，希望有關部門總結近20年來，863、973、01、02、03、04等十余個重大專項產業化成果有多少?

　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，是要把制度優勢變為治理能力優勢，這樣才能解決目前裝備工業中存在的創新問題，解決短板問題，望業界專家、企業家們指教。

　　(備注：本文經具體負責“三基”攻關的原機械部科技司周因棟副司長、原中國工業報總編楊青及儀綜所石鎮山副所長三位同志的斧正，在此表示衷心感謝!)

       作者：沈烈初--原國家機械工業部副部長、國務院機電產品進出口辦公室主任、九屆全國政協委員